“我们许多三十年代就很出名的老作家，现在看病要车难，家里又没有电话。有的领导不够坐专车的资格，不够住木樨地高干楼的资格，却什么都能捞到手，还不是因为他们有权，老作家没权？”
这话里话外，老作家们的意思其实很简单。
他们这些老作家被“搁置”了，越来越不受重视，也没有获得老作家们应得的待遇。
当天，冯沐这些个在座级别比较高的作协领导，全都一时语塞，脸涨得通红。
第二天，还是这个会上，丁凌颇为感慨地号召：我们的老作家都是“宝”哇，都有一肚子创作经验，现在很多部门都在抢救资料，我们应该把这些“宝”也抢救下来，这是中国文学的一笔财富！
魏巍由于路上堵车，来晚了，但是一开口就直奔主题：
“我想提个建议，昨天会议上有人发言中提到成立一个《老作家文学》，这是戏言，说笑话。但是昨天散会以后，我就反复考虑这个问题：我们作协是不是真的需要再创办一个刊物？”
也正是因为这次会议上的讨论，因为魏巍的提议，丁凌脑海中渐渐有了一个想法。
可以这么说：《中国》的创办，就是为了给老作家争取文学阵地。
另外呢，这部刊物又是“民办公助”办刊模式的一次摸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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