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老早以前的一个网络综艺节目，《脱口秀大会》第三季里，脱口秀演员王建国在某一期的台上，讲过这么一个段子：说他曾经准备去接触一下当时年轻人流行的蹦迪文化，于是，他去请教公司里的小辈，去了迪厅怎么玩、去一次消费贵不贵之类的事情；后辈便跟他讲道：如果开卡座的话消费就贵；王建国一听，继续问道：那开了卡座的意思，是你们就是坐在那里只是干喝酒吗？
后辈便进一步解释道：不啊，蹦迪、蹦迪，主要就是去“蹦”的呀；
王建国当时顿时困惑：“那你去蹦，那为啥需要个座儿啊？”
后辈说：那要是蹦累了，不就可以坐在那儿歇一会么。
一听后辈这么说，王建国顿时感到崩溃：“不是，那你怕累，那你为什么又要去蹦啊？”
——这段子让小时候的我笑了一整年，可没想到有一天，这样的“蹦迪-卡座悖论”，竟然也会发生在我身上：
“不是……我说，量才副局长，我再跟您确认一下哈？徐局长，点我点得死死的，就让我办这个桉子、审讯上官果果；那你也是这么想的吗？”
“对啊。”
“那你看啊，你让我把他照顾好，然后我又不能为难他……我还得机灵点儿？那你到底让不让我审他啊？”就正常来讲，审问一个嫌疑犯，还是谋杀桉的嫌疑犯，怎么可能做到沉量才给我提出的这三点要求？
别说我根本没经历过，我这在警校都压根就没学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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